• 钱穆在燕京大学教书时,逢月终考试,照例要给几个学生不及格。后来有学生告诉他,按燕大规定,新生月考不及格就要退学。钱穆听后,大为惊讶,找学校要回试卷重判,并说:“我一人批分数是我一人之私,学校不能以我一人之私以为公。我心有不安,一定要取回另批。”
  • 1920年,南开建数学系,能授课的教师只有姜立夫一人。但姜认为:不管成熟不成熟,迈出这艰难的一步就是开始。后来,姜的学生陈省身称之为“一人系”。
  • 1926年,32岁的金岳霖留学回国,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,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,担任系主任。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一个教师,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,一师一生,号称一系。
  •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,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“金钱如粪土,朋友值千金”有问题。他发现,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,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“朋友如粪土”。
  • 鲁迅先生说:“我们都不太有记性。这也难怪,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,尤其是在中国。记性好的,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;只有记性坏的,适者生存,还能欣然活着。”
  • 徐志摩为《新月》所写的发刊词开头引述了两句话,一是《圣经·创世记》中的“上帝说,要有光,于是便有了光”;二是雪莱《西风颂》中的名句: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
  • 1928年1月,由郭沫若、蒋光慈等创办的《文化批判》、《太阳月刊》等刊物开始围攻鲁迅,说“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”,“阿Q时代已经过去,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,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!”
  •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,北大校长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。为此,他特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字条:“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,请免开尊口。傅斯年!”
  • 1931年,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,仿孟子所说的“所谓故国者,非谓有乔木之谓也,有世臣之谓也”,留下一句名言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  • 1928年8月,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。罗家伦对清华学子的要求颇为严格:“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;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,不经过严格考试,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。”
  • 1928年,唐生智派出代表宴请胡适,想请他出山。胡适坚辞不就,并在日记中写道:“他们这样勾搭我,是没有用的。”国民政府希望胡适等学者出来做些建设工作,胡适提出三项要求:“一,给我们钱;二,给我们和平;三,给我们一点点自由。”
  • 胡适1928年5月16日日记:“上海的报纸都死了,被革命政府压死了。只有几个小报,偶然还说说老实话。”
  • 1926年9月,张季鸾开始主笔《大公报》,并提出了著名的“四不”方针 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。”“四不”方针成为《大公报》二十年生机的命脉。
  • 梁启超子女九个,竟有三个成为院士。其中,梁思成(建筑专家)、梁思永(考古学家)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院士(人文组),梁思忠是火箭专家。
  • 蒋介石一生服膺宋明理学,又曾在上海洋场的花街柳巷长久浸淫,内心挣扎可想而知。某次途经香港,蒋日记上写道:“香港乃花花世界,余能否经受考验,就看今天!”结果当天晚上他还是去了妓院,并在日记上写下:“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!”并自励曰:“见艳心动,记大过一次。”
  • 在举行婚礼的当天,蒋介石发表了《我们的今天》一文,以表革命爱情两不误之意:“我确信自今日结婚后,革命工作必定有进步,从今开始我也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。我深信人生若没有美满姻缘,一切都无意味。所以,革命应当从家庭开始。我们今天结婚,就是为了建筑我们两人革命的基础。”
  • 1927年底,蒋介石娶宋美龄而舍陈洁如。据载,蒋介石为了与宋家挂钩,在孙中山去世后,一度还曾向宋庆龄求婚。斯诺在文章中写道:“孙文于1925年逝世后,蒋介石透过媒人向她(宋庆龄)求婚。她认为这是政治,不是爱情,就一口回绝了。”
  •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:张作霖、吴佩孚是旧军阀,而蒋介石是新军阀。旧军阀腐败,容易打;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,不好对付。
  • 1927年3月,白崇禧作为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,率军抵上海东郊的龙华。杜月笙想投机革命,亲自前往求见白崇禧。白崇禧不屑与黑帮头目为伍,于是拒不理睬。旁人说:“杜曾捐大洋四万八千元,对革命有功。”白说:“他捐四万八,革命军可以还他五万,名器不可以滥假,官职岂可随便送人!”
  • 张学良评其父张作霖:“有雄才而无大略。”